國家審計署日前發(fā)布的一項審計調查顯示，有22個城市提取廉租房保障資金比例不達標。按規(guī)定，各地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提取廉租房保障資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但審計發(fā)現，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22個城市并未達到上述要求，從2007年到2009年，這些城市共計少提取146.23億元。

　　審計報告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一些經濟發(fā)達城市以往年度提取的資金加上其他渠道籌集的資金，已可以滿足一定時期的廉租房保障需求，因而自行降低了提取比例。二是一些城市對土地出讓凈收益尚未作出準確核算，致使未提或少提。個原因或許是技術問題，個原因則涉及到地方自主權問題。

　　資金提取比例在幾年前曾是5%，后來提高到10%，這顯示政府對廉租房建設的重視和力度加強。廉租房建設較終需要地方具體執(zhí)行，“不得低于10%”是一種底限要求，也表明這一比例是對地方的硬性規(guī)定，通過審計揭露問題，體現的是對地方的監(jiān)督。

　　一般而言，廉租房資金從哪里籌集，地方可以有發(fā)言權和決定權，而且依據現行財稅制度，土地出讓金實際上是由地方支配的收入。但現實情況是，地方普遍對保障性住房的積極性不高，假如不作出約束性規(guī)定進行推動，那么地方動力可能更加不足，保障性住房資金更難得到保證。從本次審計報告可以看出，在廉租房資金來源方面，補助占的比例很小，資金大頭是土地出讓凈收益和公積金增值收益，占到了六成以上。

　　從地方而言，我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不平衡，不同的地區(qū)土地出讓收益的比例也不一樣，這種不平衡性使得不是所有地方都能以土地收益作為廉租房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與此同時，每個地方籌集資金的能力也不同，有些地方如果從其他渠道籌集的資金能夠滿足廉租房保障需要，那么土地出讓這塊是否還要嚴格按照“不得低于10%”的要求，就成了問題。

　　很長時間以來，我國權力集中的程度很高，許多社會事務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其依據是權力級別關系，地方必須無條件地服從決定，并沒有多少自主權。這樣一種和地方關系，更多考慮的是全國一盤棋，較少地考慮地方差異性和地方意愿。

　　需要兼顧地區(qū)平衡，確保一些社會事務在每個地方都有擔當，這是任何一個地方政府所無法做到的，然而具體到廉租房建設而言，地方有各自不同的情況，地方也有著所不具備的信息優(yōu)勢。因此，與地方需要建立一種新型關系，關系應法律化、制度化，不應僅靠行政命令，針對不同實際加大協(xié)商的作用，理應成為新的時代精神。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廉租房建設不僅涉及到與地方關系，其實也涉及到地方民眾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保障性住房是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職責，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仍是一項地方事務。假如地方民眾對地方事務有參與權和決定權，對地方政府職責的承擔可以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公共財政怎么用、地方政府是不是兌現了保障民生的承諾，實際上未必總是要等到政府來施壓和糾正，民眾這一關就頭先過不去。換句話說，如果每個地方的民眾監(jiān)督有力，政府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作出“不得低于10%”的一刀切式規(guī)定。

　　因此，和地方關系固然需要改革調整，確立符合現代政治理念的政府與民眾關系，讓權力獲得“自下而上”的制約，其實更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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