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財政與稅務管理研究所副所長代鵬。他表示，美聯(lián)儲的舉動不能作為刺激經濟政策“退出”的標志性事件，而中國國內貨幣政策的分析則更依賴于眾多因素。

中國房地產報：美國上調貼現率是否是刺激政策“退出”的信號，成為眾人關注的。您認為應該如何概括近期美國貨幣政策的走向呢？

代鵬：我認為，美聯(lián)儲提高商業(yè)銀行貼現率不能被理解為刺激經濟政策退出的標志。這可以由幾個方面理解。

頭先，美國的經濟依然處于比較低迷的狀態(tài)，美國的失業(yè)率維持在10年內比較高的位置上；同時，美國的經濟并未如2009年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呈現較高的上揚，美國的經濟狀況依然受制于企業(yè)的財務狀況以及銀行相對虛弱的財務狀況。在這種狀況下，美國政府不會輕易改變相對寬松的財政以及貨幣政策。

，美聯(lián)儲之所以提高貼現率，主要原因是從去年年底一部分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這種債務危機進一步向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等歐洲國家蔓延。人們由此開始改變了從2008年開始大量持有國債即主權債務的做法，而這客觀上也為美國國債帶來了一定的壓力。鑒于去年較低的美國國債利率能為美國政府干預經濟創(chuàng)造比較好的條件，提高貼現率正可謂美國提高國債吸引力之舉。

第三，從數據上也可判斷，美國依然會保持比較寬松的財政政策等經濟刺激政策。

總體而言，貼現率的提升是美聯(lián)儲應對主權國家債務危機的一個手段，而這也是美國應對通貨膨脹等問題所做出的小幅度的、未具有實質性改變的調整。

中國房地產報：美聯(lián)儲上調貼現率恰在中國2月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天。這是否說明，中美兩國政策制定者正不約而同地認為世界經濟已經從衰退中企穩(wěn)？在您看來，目前中美兩國的貨幣政策走向的內在聯(lián)系是怎樣的？

代鵬：對于刺激政策的走向，應該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頭先，經濟政策應該有助于維持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發(fā)展，應該為結構的轉型提供必要的、寬松的貨幣環(huán)境；，應該意識到，推動價格的上漲應該有比較多的因素，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由于貨幣投放量的增多；第三，經濟發(fā)展處于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傳統(tǒng)西方經濟學中考慮貨幣政策涉及到的因素存在較大的差異。

因此，對于貨幣政策在未來應該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得政策更有利于經濟的轉型與發(fā)展實體的需要，而不是投放到會引發(fā)資產價格上漲的領域。換句話說，要提高貨幣投放的準確度，盡量減少負效應，同時，保證包括房價以及金融市場等領域相對穩(wěn)定，避免出現泡沫。在這一過程中，較重要的，就是防止個別國家由于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向國內傳遞的波動出現。

中國房地產報：那么，您認為，在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后，上調利率這一政策工具在國際貨幣政策的大環(huán)境下會有怎樣的可能性？

代鵬：對于加息，較基本的因素來源于對于國內宏觀經濟的判斷。這包括三方面主要因素。頭先，經濟是否進入到穩(wěn)定的向上發(fā)展通道，如果沒有進入到穩(wěn)定的發(fā)展周期，貿然提升利率必然會對國民經濟造成緊縮的示范效應，而且會對企業(yè)等生產者造成嚴重的負擔。

其次，要看上一個階段的融資是否已經形成了相應的生產力。如果大幅度提高人民幣的貸款利率，則有可能對這些實體帶來財務的壓力，對于經濟帶來緊縮的效應。

第三，加息是和當前物價運行的走勢聯(lián)系在一起的。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簡單地把物價的上漲歸結為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過多。這種判斷方法雖然符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但是帶有一定的誤導性，由此提出中國經濟需要馬上進入加息通道的判斷也是不正確的。

目前，貨幣政策的調整只是出現在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層面，而不是加息，其較主要的原因在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可以使得銀行的可貸資金減少，致使其在貸款的過程中更加關注貸款的投向以及貸款的質量，而在這一過程中，不至于加大企業(yè)的財務負擔，也不會提升購房消費者貸款的利息負擔。這都是出于維持經濟發(fā)展的考慮。因此，在短時間內，即使出現利率調整也是信號類的調整，而不是刺激經濟政策的轉變。

中國房地產報：與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轉變相比，財政政策似乎目前還未有一些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您認為，財政政策的走向如何？兩者的關系如何協(xié)調？

代鵬：金融海嘯對我國原有的經濟發(fā)展過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而投資成為經濟發(fā)展的強大動力。在投資、出口和消費這“三駕馬車”中，消費的提升有賴于就業(yè)的解決，而就業(yè)的解決有賴于經濟的擴張，經濟的擴張則有賴于投資。投資無非分為國家的投資和民間的投資，而民間的投資在短期內對于經濟的拉動效果不會明顯。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財政的投資就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在2009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已經產生明顯的效果。在2010年，我們可以發(fā)現，世界經濟雖然整體上呈現復蘇的跡象，但是，外需在幾年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局面在短期內是不可能重現的。在2010年，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除了包含2009年實現經濟的增長之外，還需要引導國民經濟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包括產業(yè)結構、經濟結構以及區(qū)域發(fā)展的調整以及社會生活中消費結構等多方面的調整，在2010年應該從支撐粗放型的發(fā)展轉向精細型的發(fā)展。

因此，從外部環(huán)境得出的貨幣政策出現調整，而財政政策相對滯后的結論，實際上是一種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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