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經討論后，北京限價房政策戶籍限制開始破冰。

4月15日上午，北京市建委委員程建華向記者表示，已經定稿的北京市限價房銷售辦法暫時限制在本市戶籍人口申購，但是根據(jù)資格審核和房源情況，酌情擴大申請范圍。

長期來看，北京市限價房會逐步向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綠卡)和被引進的人才開放。

戶籍之爭與“夾心層”的要求

今年2月底，北京市限價房銷售管理辦法向社會發(fā)布征求意見稿時，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程建華介紹，北京市建委先后收到電話、電子郵件等各類意見共計6000多條。

其中關于戶籍限制成為社會反映較強烈的問題。

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顧云昌博客,顧云昌新聞,顧云昌說吧)4月15日在 “民生地產樂居中國城市評選”上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限價房完全可以由經濟適用房代替，如果非要做限價房，當以解決“夾心層”住房困難問題為主。而北京市流動人口是“夾心層”的主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fā)展與環(huán)境主任牛鳳瑞告訴記者，北京限價房定位是解決“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而從北京市的實際收入情況來看，“中等收入家庭”多是外地戶籍人員，排除掉這部分人員，所謂“中等收入家庭”概念并不完全。

一位網友在給北京市建委的“意見”中這樣寫道：“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收入等條件都符合限價房購購標準，而且每年都向北京市納稅，為什么人為性地將我們排斥在購購限價房之外”？

上述網友進一步強調說，“限價房”依據(jù)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定義，并不屬于保障性住房，而是普通商品房的一種。在2006年時，國家有關部門為控制城市房價過快上漲，而提出在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的地區(qū)投放限價房。

如果限價房不能由全部人民共享、共同購購，那么“夾心層”購購房屋的剛性需求被迫擠到商品房上，依靠市場來解決。而國務院“24號文”中明確提到，中高等收入家庭住房困難才依靠市場解決。

顧云昌表示，如果不能將限價房合理進行配置和銷售，則其抑制房價的功能不能發(fā)揮，限價房再次成了一次準福利分房。

原建設部副部長、中國房地產協(xié)會原會長楊慎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限價房本身設置就不合理，如果作為商品房推向市場，就不應該再人為地對購購人群進行戶籍限制。

北京市建委委員張農科告訴記者，目前階段，北京市限價房仍以解決本市戶籍居民住房困難問題為主，其供應對象主要是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征地拆遷過程中涉及的安置家庭，及市政府規(guī)定的其他家庭。

對于戶籍標準，北京市也將實行“動態(tài)管理”，在正式向市場推出后，還要根據(jù)房源和需要情況進行調整。

“摸石頭過河”與“道德風險”

雖然北京市并不是個推出限價房管理政策的城市，但是其政策制定等工作仍在“摸石頭過河”。

程建華表示，北京市限價房政策是廣泛征求意見后制定的，但是真正實行起來以后，還要根據(jù)房源、申請人員等各類情況進行進一步的調整。

例如，對于限價房的價格制定和5年后上市征收差價比例上，北京市建委也提出動態(tài)管理的政策。初步確定，5年后購房人出售限價房的要征收差價的35%，但是會根據(jù)房價變化等因素，到時候進一步調整。

住房保障專家牛鳳瑞向記者表示，北京市限價房政策雖然制作縝密、征求了廣泛的社會意見，但是其政策當中仍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例如，對于社會反映強烈的“假離婚騙取限價房”的問題，雖然經過政策的再三完善，仍無法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很多專家擔心，北京限價房會走原來經濟適用房的老路，出現(xiàn)一些“道德風險”的問題。

北京限價商品房價格制定政策中表明，將根據(jù)項目綜合開發(fā)和合理利潤為基礎，由北京市發(fā)改委、建設、財政等部門，參照同地段、同品質普通商品房住房價格，研究制定。

而同地段的普通商品房價格如果由開發(fā)商刻意拉高，是否仍可作為參考標準？綜合開發(fā)和合理利潤又該是多少？一連串的問題，是限價房政策“實轉”以后必須面臨的問題。

對于限價房的購購標準，政策中規(guī)定3口及以下家庭年收入不超過8.8萬元，人均住房使用面積不超過15平方米，家庭總資產凈值在57萬元及以下；4人以上家庭年收入為11.6萬元，人均住房使用面積不超過15平方米，家庭總資產凈值在76萬元以下。

牛鳳瑞指出，如果真正去核實申請購購家庭的財產等狀況，需要多少的人力、物力去核實呢？這么高的行政成本付出，是否值得？

北京限價房管理政策中還指出，對于多次搖號未中的，輪候3年以上的，區(qū)縣保障管理部門可直接為其配售一套限價商品房。

對這條政策，牛玉瑞表示，這樣的政策很容易造成權力尋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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